安徽博物院藏金器，从春秋战国至清代，乃至近代，藏品延续时间连贯，涉及种类广泛。既有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装饰的金箔、金片，又有独立存在金器藏品；既有种类众多的首饰饰件，又有光华灿烂的实用器皿；既有商业经济发展下的金质商品，又有宗教色彩浓郁的念佛牌、鎏金佛塔等；既有纯金货币，又有随葬的金质冥币；既有锤揲、焊缀、掐丝、累丝等制作工艺，又有鎏金、金银错、包金等装饰技艺。在这些林林总总，蔚为壮观的金器藏品中，最为难得的是，很多藏品出土于墓葬或窖藏，如1952年休宁朱颜墓、1955年合肥乌龟墩东汉墓、1955年合肥小南门元代窖藏、1956年安庆范文虎夫妇墓、1969年明光（原嘉山县）李贞夫妇墓、1984年合肥隋开皇三年张静墓等等，墓葬和窖藏的出土为金器研究提供了时代的标准。
 

初始——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统治阶层和贵族集团已经注意到金这一特殊物质的存在，对金矿资源开采都有了实践性的总结，这一时期金制器皿虽然已经出现，但还只是作为装饰的角色而存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首饰、车马器、兵器、甚至是钱贝等上面往往用金装饰，金银错、包金和鎏金的技术出现，给青铜器增加了华美灿烂的色彩。黄金货币的出现进一步密切了金与货币的天然联系。
 

《管子·轻重甲篇》载“楚有汝汉之黄金”，《战国策》卷十六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安徽作为楚国重要的势力范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公元前241年楚国迁都寿春，称为“郢”。安徽博物院收藏的金器，年代可以早至春秋战国，主要包括郢、金箔、金片以及各种运用金银错、鎏金等技艺装饰制作的车马器、兵器等等，其中楚国的黄金货币数量众多，是这一时期馆藏的一大特色。
 

战国郢爰金币（图1），完整的金版多成龟版型，上阴刻有十数枚“郢爰”印记。楚国域内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矿产资源，加之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郢爰作为重要的黄金货币应运而生。安徽博物院藏战国郢爰多达数十件，一般认为“郢”为楚国都，而“爰”则是称量单位，也有释读为“”。馆藏的楚国金币中，除少数“”金、“陈爰”、饼金外，多为“郢爰”。作为楚国的称量货币，郢爰多与天平砝码配合使用，可能持续至西汉早期。楚金币的出现真正实现了金作为货币的天然存在，对后期金币的流通与计量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图1  战国 郢爰金币
 

春秋包金铜贝（图2），长2、宽1.4厘米，整体仿贝状，呈椭圆形铜质，面稍凸起，背平，外侧包金。早在新石器时代，天然海贝就已经作为天然货币而存在，商代晚期开始，黄河流域开始铸造青铜仿贝等金属货币。这件贝币所不同的是采用了包金的工艺，使得黄金与铜贝完美结合，有学者将包金铜贝称为“最早的黄金钱币”。《诗经·大雅》载“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黄金的装点，往往使器物异常华美。不仅在货币上，馆藏的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兵器、车马器等，都运用了包金、鎏金和金银错的技术来装饰表面，这也是夏商周时期黄金的主要存在和表现方式。
 

图2  春秋 包金铜贝
 

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

秦汉时期，人们的注意的焦点开始从铜、玉转移到了金银上。许慎《说文解字》载“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声。凡金之属皆从金。”可见，东汉时期“金”已经不再作为金属的统称，而是专指真正的黄金了。由于发现的金矿增多，提供了制作金器最基本的资源。金的提纯与制作技术上也进一步提升，在熟练原有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新创了掐丝、焊缀，以及戗金等工艺。金制器皿饰品的数量增多，形制也变得多样，人们常通过金器来表达自己的期望与祈盼。
 

馆藏金器除了马蹄金外，金饰种类增多，帽饰、环、簪、钗等数量明显增加。
 

东汉“宜子孙”钟形金饰（图3），1955年出土于合肥西郊乌龟墩古墓，长2.3、宽1.7厘米，重仅1.8克。这件金饰整体呈钟形，顶部为一钮呈倒梯形，中心有一小孔，用以穿系。中部以掐丝竖列“宜子孙”三篆书字，两边饰S形云纹，边缘均以掐丝和焊缀金珠为饰。整件金饰小巧精致，采用了掐丝及焊缀金珠的工艺，同墓还出土了两件三角形金饰，同样使用了焊缀金珠的工艺，大珠与小珠密集排列，展现了汉代极高的金银器制作水平。
 

图3  东汉 “宜子孙”钟形金饰
 

西晋金耳挖形簪（图4），出土于芜湖月牙山，长13.5厘米。簪整体呈细条形，簪首为耳挖状，竹节柄，稍下部饰龙首纹，张口衔住竹节柄。西晋时期的金饰在汉代金器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饰的式样也随之增多，这件簪下部分叉，更倾向于钗，簪中部龙首及竹节的造型精致生动，将簪体与耳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既注重艺术形态的生动表现，又增加了实用性。
 

图4  西晋 金耳挖形簪
 

繁盛——隋唐五代、宋

隋唐是中国金器发展十分重要的时期，开放的社会环境，相对平稳的政治格局促使着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初唐和盛唐时期受到较多域外金银器风格的影响，在中唐减弱，并形成了雍容华贵、富丽多彩的金银器艺术风格，中唐时期，中国的金器摆脱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完成了金器的中国化进程，中国古代金器的统一风格最终形成。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衰落、两税法的施行，使得市场迅速发展，之前皇室垄断的金器制造业被打破，地方官府以及民间私营作坊纷纷出现，形成了金器制作的南北系统，其中南方迅速发展，金器制作迎来了崭新的时代，为宋代金器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商业经济繁荣，出现了金器制作的繁盛局面。宋代金器发展呈现出民众化与商品化的特点，使用的阶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统治阶级或者贵族豪门，更多的民间富户日常也使用金器。装饰与陈设的金器种类增多，随葬金器也很丰富。作为宋代金银器生产的主流，民间作坊的制作技艺高超，商品市场竞争下，往往在金器上刻铭。这一时期用于宗教供奉的金器也增多。
 

安徽博物院藏隋唐时期金器数量虽然不多，但制作精美。主要来自1984年合肥隋开皇三年墓，1956年合肥西郊南唐墓，该墓出土的金镶玉步摇，代表了这时期金银器制作的精湛技艺，并且由于墓志和买地券的出土，确定了墓葬的年代，为金器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定年。
 

隋金指环（图5），1984年出土于合肥隋开皇三年墓，直径2厘米。圆环状，边缘微内卷，剖面成弧状，表面光素无纹。根据出土墓志可以知道，墓主人是张静，原为清河郡（今河北省清河县附近）人氏，开皇三年（583）迁葬于此，出土的这两件金指环，均为薄金片打制，外表质朴，带有北方金器制作的厚重与简单。
 

图5  隋 金指环
 

南唐金镶玉步摇（图6），1956年出土于合肥西郊南唐墓，长20.8厘米。步摇整体呈钗状，上端饰花卉纹，由银丝缠绕作枝梗状至顶端，分饰花卉纹两枝，两侧连接两翅形镂空花片，花片中间镶嵌两片月牙形玉片，花片下坠以细丝缠绕而成的金花及金叶数个。步摇最初是悬系摇叶的花枝或者簪钗，《释名·释首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步摇是女子的重要发饰之一，南北朝后形制逐渐发生变化，至唐代已发展成花叶状的装饰。该南唐墓共出土金银镶玉步摇三件、银钗三件、银耳扒一件、银镯一对，这件步摇延续了唐代的工艺技术，步摇顶端的装饰演变为飞舞的蝶，细致的工艺，加上镶嵌与鎏金的装饰，使得“翠钗金作股，钗上双蝶舞”、“蜂须蝉翅薄松松，浮动搔头似有风”之感跃然而出，生动灵秀。
 

图6  南唐 金镶玉步摇
 

宋代金器是馆藏金器的代表之一，1958年宣城城关镇、1967年青阳城关镇宝塔地宫、1970年霍邱冯井公社、1972年来安相官公社、芜湖小桃园等多处都发现了宋代金器，尤其是1952年休宁朱晞颜夫妇墓出土的众多精美物件，无疑是馆藏金器的重要补充。这一时期馆藏的金器数量众多，种类非常齐全，既包括簪、钗、镯、耳环、步摇、冠、霞帔坠、梳背、带、花饰等装饰物件；也包括碗、盘、盏、勺等日常生活器皿；还包括宗教供养所用的金牌等等。宋代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金器的制作也存在着商品竞争、品牌效应，馆藏金条上“界内周二郎”“十分金”“李业六”等的戳印，正是当时商品发展的直观体现。
 

宋镂空双龙纹霞帔坠（图7），1958年出土于宣城西郊窑厂，长7.7、宽6.5厘米。这件霞帔坠整体呈鸡心形，由两枚金片打制出纹样后扣合在一起，中心微鼓，边缘较薄，两面的纹饰相同，主体纹饰均为镂空双龙，龙首相对，做吐舌瞪眼状，龙尾上卷相合似卷草纹，龙麟及龙角等纹样细致入微，边缘镌刻一周连珠纹与草叶纹。坠顶端有一穿孔，用以穿系佩挂。霞帔作为古代礼服的配饰，成制于宋代，最初只为后妃常服之用，也做婚嫁礼服之用，发展到明代，所用等级逐渐提高。霞帔坠则是霞帔上的重要装饰，为了使霞帔平展的下垂，在其底部系以帔坠。这件霞帔坠是目前已知较早的帔坠，采用了锤揲、透雕、焊接、线刻、压模等多种金银器加工技法。造型玲珑剔透，做工精美别致，将实用与装饰的功能完美结合。
 

图7  宋 镂空双龙纹霞帔坠
 

宋章华施建宝塔金牌（图8），1967年出土于青阳县城关镇宝塔地宫，长3.1、宽13.4厘米，重仅7克。金牌为长条片状，正面用细线浅刻成四条长形框，框内有楷书体铭文 4 列共 94 字“青阳县延和乡十五都保义郎章华同妻王氏六八娘女弟子仇氏四娘男男绶新妇何氏念三娘新妇宁氏七一娘孙新妇何氏百二娘孙釜孙纲孙潜孙淳孙荃孙四嵓合家眷属同发心自造宝塔一所皇宋绍兴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记”，（核对照片）从铭文可知，南宋绍兴二十五年 （1155） 保义郎章华带全家捐建了这座宝塔。金牌出土时置于银盒内，同出的还有“释宗景施建银牌”一件，宋代塔基内出土的金器主要包括棺、塔、瓶、像、牌等，其中金牌为宋代独有，用以记述建塔的经过，目前金牌发现极少，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地理及佛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8  宋 章华施建宝塔金牌
 

南宋御仙花金带饰（图9），1952年出土于休宁朱晞颜墓出土，这套金带饰共11块组成，每块带板上均饰有高浮雕的缠枝花纹。朱晞颜（1135~1200）字子渊，安徽休宁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为官40余年，官至工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撰，兼知临安府，从三品，历经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朱晞颜墓中出土金器30余件，其中六角形金盏、六棱形金杯，六角形金盘等是较为熟悉金器精品。带，是古代附于腰上的装饰品，北宋太宗创立金，是官员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宋代缠枝花卉金带存世非常少，目前发现的还有两套，一套是1972年江西遂川北宋郭知章墓出土，共13块，另一套是1959年江苏苏州元代吕师孟墓出土，共9块。这套御仙花带饰每块纹饰均为锤揲工艺制成的高浮雕花卉纹，代表了宋代高超的金器制造水平，也反映了宋代成熟的服饰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
 

图9  南宋 御仙花金带饰
 

百花齐放——元明清

元代南方的金器使用比南宋时期更加丰富。明清时期，金银器的使用已经遍及祭祀、冠服、陈设、宗教活动、文玩等各方面，种类繁多，造型多变，注重造型艺术表现。
 

元代金器是馆藏金器的又一特色，1955年合肥小南门出土的元代窖藏，以及1956年出土的范文虎墓都发现了众多高规格且制作精美的元代金器；随着金器制作技艺的进一步提升，馆藏明清时期金器的种类和数量更加繁杂，包括簪、耳坠、镯、钗、发冠、戒指、碗、盒、帽梁、念佛牌、金元宝、口含钱等等。
 

元缠枝花卉纹金发冠（图10），1956年出土于安庆范文虎墓，长13.7、宽9厘米。由五块金片扣合而成，顶部、底部两端共三块金片，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椭圆形金片相扣合，形成一个椭圆形腔体，用来套在发髻之上，底部两端的金片中央各有一圆形孔，用以固定发簪。顶部及左右两块金片均饰缠枝花卉纹，每个花卉中央花蕊处均镶嵌宝石，现已脱落，但痕迹清晰可见。范文虎（？~1301）原南宋安庆知府，后降元，官至尚书右丞相。墓中出土了玉带、玉印、金冠、金饰等大量文物。这件华美精致的发冠，代表了元代超高的金器制作水平。
 

图10  元 缠枝花卉纹金发冠
 

元“章仲英造”金把杯（图11），1955年出土于合肥小南门原孔庙大成殿元代窖藏，口径7.5、底径4.8厘米。葵口，方唇，弧腹，平底，一侧有柄。杯内底一侧有“章仲英造”四字阴文楷书。窖藏保存完好，共出土102件金银器，包括金杯、金碗、金碟、银果盒、银壶、银高足碗、银盏、银碟、银勺、银筷子等，部分器物上戳印有“章仲英造”“庐州丁铺”“至顺癸酉”等铭文，其中一件元菱花形凤纹银果盒，錾刻了包括茶花、石竹花、春菊、凌霄花、梅花、牡丹、荷花、万寿菊、桃花、莲花、海棠等多达20种花卉图案，盖上两首相对的凤凰飞舞在花丛中，姿态生动飘逸。窖藏共出土金器10件，其中7件收藏于安徽博物院。这件金把杯，也称“海棠式金卮杯”，出土时为一对，当是宴会中等级最高的人使用。铭文“章仲英造”位于杯底右侧，标识醒目，应是元朝文宗至顺四年（1333）庐州丁铺匠师章仲英所制，这正是宋元以来金器商品化、生活化的标志，金器的使用逐渐从上流社会进入了酒楼菜馆以及家境殷实的百姓人家，制作精良的器物甚至成为家居陈设，从实用器上升为艺术品。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激烈竞争造就了一批技术精湛、注重品质的工匠，而如此高规格且精美绝伦的金银器，正是元代金银器制作水平的集中展现。
 

图11  元 “章仲英造”金把杯
 

明瓜头簪（图12），1969年出土于明光（原嘉山县）李贞夫妇墓，长11.7厘米。簪首造型为瓜状，一朵瓜花开于中央，瓜叶对叠而生，位于上下左右，花叶之上露出小半个瓜体，锥点纹的装饰使得瓜棱的弯曲与经脉刻画的栩栩如生，生动立体。簪采用捶揲、錾刻工艺制成，簪体为扁长条形。瓜头簪的流行始于元代，一直至明代前期，瓜有着极好的寓意，也是诗文中经常用到的题材，这件瓜头簪的与湖南临澧新合元代金银窖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右前旗左土城子出土的金瓜簪形态都非常相似，可以说这件簪传承了元代瓜头簪的典型风格。李贞之妻为朱元璋的姐姐（曹国长公主），根据出土圹志可知，元至正十年（1350）前后，曹国长公主去世，死后由于战乱未安葬，至李贞死后（1378）才迁来合葬，可见墓葬中出土的金银玉器最晚可能制于明代初期。墓中共出土金器20件，其中一副葫芦耳环，两件凤簪同样带有宋元风格。无字金钱12枚，明代流行随葬金银冥币，多出土于身份等级较高的墓葬。综合这些可以看出，该墓金器的制作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元代的风格，代表了元末明初金器制作与使用的具体情况，这在出土玉器的加工和艺术表现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证。
 

图12  明 瓜头簪
 

随着历史的发展，藏品的种类不断增加，加工与装饰方法更加娴熟、精细，宋代以后金器日益商品化、生活化，首饰的种类、款式不断翻新，实用器皿增多，商业竞争激烈，元代“庐州丁铺”标记的出现，正是宋代商业繁荣的进一步延续，到了明清时期，金器的使用已经遍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