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于1924年发表第一份超现实主义宣言，在据称「作出了绝对的超现实主义行为」的19位诗人和艺术家当中，没有一位是女性。几年后，他发表第二份宣言，并宣称「女性问题是世界上最奇妙、最令人不安的问题」。

 

他的意思是女性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关键，但她们只是激发男性创意的灵感缪斯，而并非艺术家。这种启发灵感的方式体现于许多名作之中，包括曼‧雷（Man Ray）的摄影作品《安格尔的小提琴 1924》（把情人琪琪‧德‧蒙帕纳斯（Kiki de Montparnasse）的裸背想象成一把小提琴），还有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让人不安的玩偶雕塑。

 

在此背景下，正如艺术史学家惠特尼‧查德威克（Whitney Chadwick）在其开创性的著作《Women Artists and the Surrealist Movement》（1985年出版）所言，「没有任何其他艺术运动有如此多活跃的女性参与者」，这一点的确让人感到惊讶。

莉奥诺拉·卡林顿(1917–2011) ，《我想成为一只鸟》，1960年作。油彩、画布。47¼ x 35½ 英寸（120 x 90.2 公分）。估价：900,000-1,400,000英镑。2023年2月28日于佳士得伦敦超现实主义艺术晚间拍卖中推出

 

如何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原因之一纯粹是时代的变迁——这个人数不多的男性艺术团体，在1930年代中已发展成为更大、更多样化的圈子。几位第一代女性超现实派艺术家实际上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参与运动，亦即作为男性超现实派艺术家的情人。仅是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一人，他的妻子或女伴就已经包括莱昂诺尔·菲尼（Leonor Fini）、多萝西娅·坦宁（Dorothea Tanning）、梅雷特·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和莉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

 

超现实主义出现的原因，是艺术家希望大胆地探索和表达他们的潜意识，而没有任何理论指男性的潜意识比女性更优秀。奥本海姆的《物体》（1936年作）─ 被毛皮覆盖的茶杯、茶碟和茶匙，就被誉为最大胆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之一。

 

布勒东致力把起源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发扬光大，于是在1935至1940年间，在哥本哈根、布拉格、伦敦、纽约和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然而随着时间过去，特别是二战爆发，无疑使超现实主义开始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蓬勃发展，而被卡林顿称为「校长」的布勒东的影响力也开始减退。

 

「法国超现实派艺术家的创作法则，在墨西哥却是日常生活的实况……是文化流的一部分，是传说与事实、梦境与警觉、理性与幻想的自然融合。」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随着欧洲陷入冲突，众多艺术家前往大西洋彼岸逃难。恩斯特、伊夫·唐吉 （Yves Tanguy）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等多位艺术家定居纽约。不过，美国并没有热烈欢迎政治立场左倾的移民（许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是左派），反而墨西哥却更欢迎他们。

 

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向几乎所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士开放边境，卡林顿就是其中之一。她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被关进西班牙一家诊所几个月，刚刚才康复，并摆脱了严父派来监督她前往南非疗养院的保姆。
 

凯蒂·霍尔纳，《莉奥诺拉·卡林顿与玩偶》，1960年摄，银盐相纸。艺术品：© 2005 Ana María Norah Horna y Fernández
 

1943年，卡林顿定居于墨西哥城的富裕小区科洛尼亚罗马。不久，这位英国艺术家便与住在附近、同为难民的另外两位超现实派女性艺术家成为朋友，她们是西班牙画家雷米蒂欧斯·巴罗（Remedios Varo）和匈牙利摄影师凯蒂·霍尔纳（Kati Horna）。

 

三人到达墨西哥时都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她们经常见面，会为对方做饭、一起到市场购物、举办化装舞会、送对方的孩子上学（霍尔纳的独生女诺拉以卡林顿的名字命名），也会和邻居开玩笑（例如送上用墨鱼汁染色的木薯粉，假装成鱼子酱），又或一起创作。

 

卡林顿和巴罗的绘画方式截然不同，前者按照直觉创作，并以蛋彩作画，以宝石般的色调和精致的色彩而备受赞誉。巴罗却相反，这位毕业于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的艺术家是富有天赋的绘图家，会仔细规划作品的构图。

 

卡林顿和巴罗都喜爱阅读，二人感兴趣的题材涵盖犹太教神秘主义卡巴拉到佛教。我们无法肯定地指出她们创作的灵感来源，但卡林顿于1970年代在墨西哥协助开创妇女解放运动，让我们能一窥她的世界观。她当时表示：「女性不应该需要要求权利。这些权利从一开始就存在，必须重新夺回。」明确地表达了她对性别平等的坚定信念。
 

凯蒂·霍尔纳，《雷米蒂欧斯·巴罗（戴着莉奥诺拉·卡林顿和凯蒂·霍尔纳制作的面具）》，约1957年作。银盐相纸。照片尺寸：8⅝ x 7¾ 英寸（22 x 19.7 公分）。2008年5月29日于佳士得纽约以15,000美元成交。艺术品：© 2005 Ana María Norah Horna y Fernández

 

卡林顿和巴罗的作品甚少采用充满墨西哥特色的主题，少数的例外是一幅让人惊叹的壁画作品《玛雅人的魔幻世界》（下图），是卡林顿于1963年受墨西哥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委托而绘制（现时仍藏于馆内）。为了创作这幅壁画，她乘坐公交车和骑着骡子前往墨西哥恰帕斯地区搜集资料，当地曾经见证玛雅文明的辉煌岁月。壁画是一幅幻想当时社会的全景图，分为天堂、人间和地狱三个国度，画中一条青绿色的巨蛇飞越血红色的天空，最引人注目。

 

于1930和1940年代离开欧洲前往墨西哥的其他超现实派女性艺术家包括诗人兼画家艾丽斯·拉洪（Alice Rahon）（法国）、伊娃·苏尔泽（Eva Sulzer）（瑞士）和布里奇特·贝特·蒂切诺（Bridget Bate Tichenor）（英国）。拉洪最明显受到墨西哥原住民艺术的影响，她的作品与前哥伦布时期的岩画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莉奥诺拉·卡林顿，《玛雅人的魔幻世界》，1963–1964年作。酪蛋白颜料、木板。213 x 457 公分。墨西哥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艺术品：© Leonora Carrington, DACS 2023. Photo: Schalkwijk/Art Resource/Scala, Florence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也有许多与超现实主义相关的本地女艺术家，最为人熟识的名字包括玛莉亚·伊兹奎尔多（María Izquierdo）和芙烈达·卡萝（Frida Kahlo）。事实上，她们的作品让人明白，为何那么多海外超现实派艺术家都认为墨西哥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好地方（不仅是对女性，还有拉洪的丈夫沃尔夫冈·帕伦（Wolfgang Paalen）和戈登·昂斯洛·福特（Gordon Onslow Ford）等男性艺术家）。

 

卡萝的典型画作由自画像和被形容为犹如幻影的场景组成。于1938年到访墨西哥的布勒东很欣赏卡萝的作品，但她却拒绝与超现实主义扯上任何关系，并坚称：「我从来没有画过自己的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世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超现实派艺术家，直至布勒东来到墨西哥告诉我。」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详尽阐述卡萝的观点，并写道：「法国超现实派艺术家的创作法则，在墨西哥却是日常生活的实况……是文化流的一部分，是传说与事实、梦境与警觉、理性与幻想的自然融合。」
 

在墨西哥城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外举行的庆祝活动，1968年摄。在十六世纪，瓜达卢佩圣母在墨西哥特佩亚克山上显灵，并用当地的纳瓦特尔语与一名男子交谈，表示自己是「天主之母」圣母玛利亚。照片：Jesus Diaz/AP/Shutterstock

换言之，墨西哥的金字塔、山峦起伏的地貌和丰富的历史（包含大量前西班牙时期的传说和有关变形守护神和跳舞骷髅的异教仪式），都成为欧洲超现实派艺术家眼里的仙境。他们不用深入探索自己的潜意识，因为灵感就在眼前。布勒东更称墨西哥为「杰出的超现实主义国家」。

 

至于为何女性艺术家能在墨西哥如此成功，可能是因为她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远离了由男性主导的欧洲艺术世界，以及奉行父权主义传统的欧洲社会？（上述所有外国女性超现实派艺术家都在墨西哥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