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 我觉得画水墨人物要“大胆入笔,小心收拾”。“大胆入笔”——下笔的时候用笔要肯定,要大胆地画,那么画完以后修改的时候呢,是小心收拾。 方增先，男，汉族，1931年生，2019年12月3日浙江浦江现代画家，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浙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2013年1月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其实，方增先最初是画油画的，因为受到特殊时期的影响，领导找到他，告诉他不要画油画了，画我们中国的国画，之后方增先就开始了国画的创作。那个时候方增先单纯的不去想个人爱好就是去完成国家的任务。 进入当时的浙江美院国画系后，方增先也曾有过迷茫。他在一篇自述中写道：“人物画在中国画坛上，是一个早被边缘化了的‘物种’，这是一种不期而遇的使命。人物画创作，人人都希望走出一条新路，但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底。”就是在这种“使命感”与“心里没底”的状态下，方增先开始了对人物画创作的探索。
 

　　粒粒皆辛苦
 

　　《粒粒皆辛苦》奠定美术界地位 方增先被人熟知，是靠着《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在创作《粒粒皆辛苦》时他年仅24岁，在那个时候的发行量是空前的，火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全国居民没有自来水要到一个集中接水的地方去，淘米洗菜。那个时候每一个供水的地方都有一张《粒粒皆辛苦》。 中国画的基本功,第一是线条。至于人物画,还要加上人物造型,包括人的结构,需要研究人的解剖,框架有了就容易画好。
 

 

　　方增先解决了人物画的用笔问题、造型问题。他吸收了西方严谨的素描造型方法，又跟中国文人画强调骨法用笔和中国画山水的关照方式结合起来，使人物画的造型既达到了写实的高度，同时又发挥了中国画的特色。 方增先的中国人物画基础是“线性人体结构素描”，它的形成是从法国明暗五调子素描法、苏联契斯恰可夫的分面法到美国伯里曼结构学，进而到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实现了潘天寿有关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观点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落实，是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径之举，成功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物画表达的迫切现实需要。
 

 

　　到了六十年代，方增先创作的《说红书》同样受到了百姓的喜爱，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以前也没有电视机，就放《说红书》这幅画，这幅画也奠定了方增先不可撼动的地位。 方增先曾随叶浅予、邓白在敦煌千佛洞的3个月临摹，跟随潘天寿、吴茀之的雁荡山写生，上海画院的4个月观摩，拜吴昌硕传人王个簃为师，受到江寒汀、陆俨少等的指点……这些经历，拓宽了方增先的视野，对笔墨的认识也日益深刻，从而造就了这两幅新中国写实人物画的里程碑。
 

 

　　苦行僧般的高原写生 因为历史原因，方增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没能有更多创作，1979年以后，方增先下决心要一改以往作品的面貌，在对传统重新研习后，开始了高原写生之旅。 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他60多岁，方增先几乎每年都会去大西北。而对于这段时期的作品，方增先提起来就特别兴奋：“在路上遇到感兴趣的藏族人，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当场展开画卷写生，都画得比较大，有着真人大小。”虽然方增先总是谈他的作品，对于当时写生时的苦楚也只是淡淡的“我还好，没有太大的高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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